區大衛
“流腦” 大流行
年紀大一點的中國人，尤其是從事醫務工作者，都會記得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早期，學生大串聯中發生的全國性流行性腦膜炎大流行。大串聯中，成千上萬從來未離開過家門的學生可以免費坐火車、汽車到全中國各地。名曰串聯，實則旅行，何況還包吃包住，何樂而不為？然而，這個學生大串聯卻引發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流行性腦膜炎的爆發。因為很多學生生活在與大城巿隔絕的窮鄉僻壤，與一般病菌如流行性腦膜炎（以下簡稱流腦）病菌接觸甚少，完全沒有對這類病菌的抵抗力。當時正值春冬季，大量易感而無抵抗力的人群在全國流動著，所以一旦在某處發生，即蔓延全國，如滾滾洪流，無法抵擋。“流腦”成了醫院的主要病症。住院病人大部份是“流腦”病人。在有些地方，醫院還要搭帳蓬病房才能收容所有的病人。正是這樣，使當年的醫務工作者，包括我，練就了一套快速鑑別診治“流腦”病人的本領。我初到加拿大溫哥華時，也剛好是冬春季之間；然而，當年BC省第一個發生的“流腦”的病人卻因誤診而死亡了。我當時吃了一驚，因為素聆醫療制度健全、醫術高明的加拿大的BC省，對這個普通的傳染病卻誤診為感冒而致死，太不可思議了！
“流腦”誤診
“流腦”這個病只要想得到並診斷到這個病，一般的磺胺類化療藥，如SD、 TMP及一般抗菌素如青霉素，即盤尼西林便可以有很好的療效。開始時，我認為這可能是一次偶然的誤診，所以每年春冬季，我會特別注意這個病的報導。多年來不斷有誤診致死的報例報導，今年也不例外。今春在菲沙河谷某巿也發生了首發“流腦”誤診一例個案。這是一個平時十分健康的十七歲少女，卻因誤診為感冒，未及時按“流腦”治療致死。像每次誤診致死發生後一樣，醫生們才又引起警惕，加強鑑別診斷，及早用藥，才要求病人所在社區易感人群作“流腦”疫苗預防注射。至今，加拿大仍未決定將流腦疫苗作為全民必要的預防注射措施。因為大多數誤診致死的病人是青年，幾乎每年的冬春季前，提醒醫生及家長注意保護青少年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要將流腦與普通感冒及流感區別開來。下面我會談談對這個病的一些診斷和鑑別診斷的知識。
鑑別“流腦”
“流腦”多發生於冬春季節，主要見於兒童與青少年。起病急，有高熱、頭痛、嘔吐、皮膚粘膜出現瘀點，有腦膜刺激症狀，重者有神志改變。一般的常規檢查顯示體內有炎症反應，即白血球細胞激增，伴核左移，即顆粒性白細胞增加。但確診主要靠進一步的特別檢查，如腦脊髓液符合化膿性改變。在皮膚瘀點和腦脊液塗片上發現呈錏鈴狀的腦膜炎雙球菌，或從患者之腦脊液和血中找到細菌經培養，結合臨床症狀便可與其他細菌引起的腦脊膜炎，如結核性腦膜炎等區別開來。血清中存在人對這種細菌的特別抗體檢測也是一種診斷方法。
此病的關鍵是不要誤診每年的首發病例。這有賴于家長的細心觀察，注意有關“流腦”的症狀，並報告醫生，而醫生在冬春季之初也要十分警惕此病。細心觀察診斷及排除此病。因為此病侵犯的地方是人生命的中樞腦及脊髓。一旦病菌進入腦脊髓，並向別處漫延，細菌引起腦脊髓損傷，治好也有後遺症。
“流腦” 症狀
“流腦”菌主要侵犯腦脊膜，此病最重要的症狀就是腦膜刺激症狀。在小兒早期可見刺激引起的吐奶及嘔奶，與平時喝飽後的吐奶不同。“流腦”的嘔吐是“噴射性”的，即吐得特別強，噴得特別遠。
另一個重要的症狀是“頸硬”或頸有抵抗。醫生在檢查小兒時，因其害怕醫生，當醫生摸病兒的頭時，因為不合作，有時也很難分清楚是真有“頸硬”或頸有抵抗，還是小兒因恐懼而抵抗檢查所致。常要想法將病童分散注意力之後，輕搖病兒的頭才能真正感知是否有腦膜刺激症狀。這就決定於醫生是否有耐心、細心、有愛心、有責任感了。
但對青少年的誤診，則關鍵是醫生不重視其頭劇痛之投訴及每次診病應做之常規腦及神經檢查。這是太忙的醫生在流感季節常常易犯的錯誤。但想到如果診斷正確了，及早用藥，以很便宜的普通的藥就能把這個病治好了。為什麼不辛苦一點，細心一點把病查清楚呢？
誤診原因
醫生，尤其是西方醫學教育出來的醫生，常強調不要隨便使用消炎藥和抗生素藥，對感染、流感等一類病往往只使用治標藥，給退熱的藥而不給消炎藥，以免濫用這些藥引起抗藥(症)。一些醫生也想要觀察一下病情如何發展，再定何種治療方案，這就常常延誤戰機，造成誤診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也常成為誤診的藉口。但人命關天，做一個醫生決不能草率或以任何藉口為自己開脫。當然也不能像在中國時，不少醫生為開脫自己的責任，而採用大包圍戰術。不管發熱原因如何，是否必要用消炎藥，一律抗菌素圍攻，所謂寧可錯殺一千，也不可放過一個。既增加了病人負擔，也增加了人群的耐藥性(注一)。
本地醫生對流腦、寄生蟲病之類中國常見病經驗不足，也是誤診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這些家庭醫生醫診的對象人群不大，病種不豐富，加上這些醫生診視範圍又太過窄小，來去就是幾種病，因而對“流腦”等病無足夠的警惕。例如對肺結核病，兩年前就發生過一個本地醫生因對肺結核病的不熟悉，也毫無警惕，所以看病人時不戴口罩防護，自己被傳染上不算，還傳染給另外十餘人。後來需要全面檢查他所接觸過的病人及醫務工作者。還有一個例子，有一個本地的醫生治療一個來自中國農村的年青病人，結果搞了幾年，診斷過膽病、肝病、腸阻塞等，最後是經一個來自中國醫生的提醒，檢查出糞便中有大量寄生蟲卵，最後來一次徹底驅除寄生蟲，排出了幾十條蛔蟲，就再沒有犯過病。這個醫生的誤診顯然是因為經驗不足，而加拿大確實較少寄生蟲病和傳染病。試想，在加拿大容易感染上鉤蟲病及血吸蟲病嗎？當然可能性十分小，很多醫生甚至從來沒有治過這些病。至於另有一些誤診誤治，甚至醫療事故，則是由於醫生不小心，醫術不精所造成的。下面講的是一個我記憶猶新的例子。
慘痛經驗與教訓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個我很尊敬的外科老師，一個年高資深的主治醫師。在1968年底，正值文革高潮，他帶了一班“工農兵”學員醫學生到一個縣級醫院實習。所謂“工農兵”學員就是當時由農村和工廠領導以政治思想夠硬、對黨忠誠為準，保送來上醫學院的，大部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因為毛主席有一句名言：“華佗讀的是幾年制？醫學院學制太長，初中畢業讀幾年就夠了。”因為當時教師也要接受工農兵的教育，領導認為政治好的，必然技術也好，手術也好。一些重要的手術也讓這些學員上，甚至可以做胃大部切除的第一助手。一天送來一個胃出血的病人，需要立即做胃切除手術。手術中那個做第一助手的“工農兵”學員用線結紮胃左動脈，然後將胃大部份切掉，再恢復腸胃接合。要知結紮及切斷胃左大動脈是胃部次全切除中一個最重要的環節，為了保險起見，要重複打三個結，反覆觀察無出血才能進行下一步手術，一般要主刀醫生親自結紮；如由第一助手醫生來做，至少也應有三年的外科住院醫生的經驗才能做。其重要性是各種外科手冊不斷強調的。該學員是第一次參加這手術，在當時政治正確第一的環境下，那個老師不但讓這個新學員來紮這條血管，又不敢認真檢查是否紮得牢靠，關腹前也沒有再檢查一下結紮處。結果手術後推回病房即出現大出血的症狀。血壓一下子降至零。病人本身是一個內科醫生，因感手術後全身發冷汗，即叫妻子找護士來量血壓，那位護士當即通知外科醫生及手術室護士來搶救。當場在病房開腹檢查，並立即大量輸血。開腹證實為胃左動脈結紮不牢引起出血。結果輸了5000CC血才救回生命。但最後因休克過久，引起腎衰竭，用救護車送回醫學院附屬醫院繼續搶救，半年後不治死亡。該“工農兵”學員因此再也不敢當臨床手術醫生。帶他們的老師也由主治醫生降為一般住院醫生，再也不敢帶學生做手術。
儘管我們有很多經驗教訓，我們很多時候由於不注意、不在意、馬虎、不警惕，而做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或可以避免的誤診，或出現醫療事故。 儘管醫藥教科書，醫療手冊一再強調，每年還是有很多誤診及醫療事故報告，每年都有很多醫療事故官司在打。
人的有限
儘管我們有很多經驗教訓，很多家長還是不小心注意自己小孩的疾病。有許多醫生由于不注意、不在意、馬虎、不警惕，而做成了很多誤診和醫療事故。 儘管教科書、醫療手冊一再強調還是有許多的醫療事故報告，及醫療官司。這些事讓我們明瞭人的有限， 儘管醫生是受過了高級學識訓練的知識份子，他們還是人，還是有人各方面的軟弱，難免有疏忽之際。如此，使我們更明白生命是在神的保守之中，而不是在醫生的手中；因此我們生病時，不僅要去看醫生，更要把醫生交在神的手中，求神握住他的手，給他有智慧的心來診治。
珍惜新生命
再者，我們常常對自己或別人的生命不注意、不小心、馬虎、不負責任、不按正確教導做事，所以造成不少生命的損失。這與我們的信仰和靈命相關的道路上，又何嘗不是發生同樣的事情嗎？神給了我們基督徒第二次的生命，神通過《聖經》反反復復傳達了很多教導，給了我們各樣待人處事的道理與方針；牧師以及教會的弟兄姐妹也經常通過講道、見證勉勵提醒。我們該如何珍惜神給我們的新生命？及如何重視靈命之成長，如何對抗群魔的誘惑，戰勝各種不良意識的侵襲？但由于我們不重視、不注意、不聽教導、不警惕自己，因而常常犯錯，甚至跌落罪惡的深谷。這是人性的軟弱。正確的途徑是要不斷警惕自己，不斷的學習聖經，藉著教會生活幫助自己遠離世俗，經常禱告，保守自己常在主的愛裡，遵行神的旨意，榮神益人。
注一：耐藥性指細菌等病原物，原來對某些化療藥物，如磺胺及迂些抗生素，如青霉素很敏感，即容易被這些抗菌藥物所殺滅。但由於藥物的長期使用或濫用，導至一些產生基因突變或其他變異的細菌個體，因新陳代謝改變而使這些原來有特效的抗菌藥物變得無效。因細菌產生抗藥性，或耐藥性。減少抗菌藥的濫用，或交替用不同的抗菌藥可避免或推遲發生耐藥性。
本文曾刊在追求雜誌第5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