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銓弟兄

見證的意思是說,我以前是不信耶穌的,是反對神的;後來我信神了,也接受耶穌,所以這是神的大能。希望別人也能從我身上的改變看見神的大能,因為神是無所不能的。

馬列主義的信徒

我以前是個馬列主義的信徒。最初接觸馬列主義時,我還是個小孩,正在小學唸書。雖然是國民黨統治的時代,但我的小學老師是個地下共產黨員。他向我們介紹了不少社會主義的思想,又介紹我們看一本《新人週刊雜誌》,其上有很深的理論和許多照片。那時我們只覺得相片很好看,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等的長征世界,江西的世界,等等。從那時開始,我的腦海裡開始有了社會主義的思想。

我唸初中時,正逢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開始。因家父很早去世,我的家非常窮苦,雖住在大城巿裡,卻是住在貧民區。我的心裡有一種很不平的思想,為什麼別人很有錢,而我家這樣窮?這感覺很強烈,所以我的心越來越傾向社會主義,覺得這個主義真好! 所以我涉獵了一些有關社會主義的書,例如:艾思齊的作品,魯迅、巴金的小說,高爾基及一些蘇聯譯作,其中以高爾基的作品對我影響最大。

他說:「 你要了解這個社會,就要進入社會。」所以我在16歲離開家。那時正逢中日戰爭,我想去陜西。有個朋友和我一起去,但我們從沒出過遠門,不知道陜西在哪裡,也不知道延安在哪裡。結果從河南走到西安後,就過不去了。原來那邊己經封鎖,因此我們就改了路線,往四川而去。

在四川時,正好是國共合作時期。在重慶有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在沙盤(四川)有一條街都是書店。這些書店98%都是宣傳共產黨的書,那時的學生或年輕人都喜歡買這些書看。所以我在那裡如獲至寶,即使沒有錢買書,也天天泡在書店裡,坐在那兒看。那些書店的店主也很好,同情我們這些窮學生,還預備椅子放在那裡,讓我們隨便看,就是要從早看到晚也沒有問題。因此我在那段時間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當然,比較深奧的理論,例如資本論就看不懂。坦白說,比較淺一點的就看得多,其中以毛澤東的著作看得最多。我特別喜歡《矛盾論》《實踐論》,這兩本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在這兩本書中,毛澤東是把馬克思的思想融會貫通之後,再以他自己的思想寫出來;其實和馬克思、恩格思的理論不一樣,但很適合我們中國人的口味。

我覺得他寫得太好了,所以我在學校唸書時,就充滿一種反叛思想。那時我們常常上街去遊行,反對國民黨不民主,有很多教授也出來參加遊行反對。那時形成一種風氣,假如你的思想不左,就好像落後了,被人看不起,要越左越好。我就在那種環境中學習,覺得將來統一的希望就是共產黨。

在快要解放時,我回到了北方的家鄉,天津。那時我很多在四川的同學都秘密參加了共產黨,但我沒有。他們常常借我的家為掩護。因為在那個時期若抓到有共產黨的嫌疑,問都不用問就槍斃了。所以我覺得應該幫助他們。他們很多人被特務追得很緊,走投無路時就躲到我家。20多歲的小伙子化裝成老太太,在我家住一晚,第二天就走去河北省的中區,那就是老八路的根據地。

因為常有人來我家,我也被人盯上了。因為我是本地人,他們覺得為什麼常有南方人到你這兒?有問題少年後來越來情勢越來越緊張,親戚朋友都勸我們搬家,不能在天津住了。所以我就搬到北京。

在北京時,我住在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天壇。天壇裡面,一般付錢的觀光客進去時,走看七連殿,都是一直線的,但是在半路上靠右邊有個城,叫齋宮。齋宮是皇帝祭天之前,要先住三天,齋戒三天吃素的地方。住三天之後,才算聖潔,才可以到天壇祭天。齋宮因為是給皇上、宮女和太監住的,所以裡面有很大的房子。那時一直空著,也沒有人去整修,破跛爛爛的,也沒有人住。我有個親戚正是管理天壇的,我就跟他商量去住那裡。他說,「可以,不過房子破一點,你自己修理吧。你自己把它弄弄,隨便住好了。」所以我就住進了天壇的齋宮。這個地方一般的遊客不會進去,即使進去了也看不到我住的地方,那地方非常隱敝。

那時我有一個同學在北大學生會做主席,不用說,他早己是地下共產黨員,外面抓他的風聲很緊,結果他跑到天壇的齋宮和我一起住。我掩謢他很多次。還有一次我替他送宣傳的單張,我從天壇騎自行車送到北大,以前的北大在沙山,自行車前面有個小蘿筐,反對國民黨的宣傳單就放在裡面,預備到北大散發。當我騎過了王府井,快到東巿的路上被截住了,所有的人都要檢查。我想這下糟了,被抓住就槍斃了,回頭又不行,一往回走,他們一定會追上來。所以我不管,就往前衝。

那時我的打扮很像一個小特務:穿著皮夾克,車的彎把是粉藍色,戴著墨鏡。我一衝,警察一直叫我下車,我說有要緊事兒,仍繼續衝,就衝過去了,沒事,完成任務。但是過了不久,我又被盯上了,所以我又非離開不可了。再不走,就要被抓了。我就這樣去了香港。

我的母親和哥哥都己經搬到香港,我想先去看看他們,避避風頭,以後再回中國。但是到了香港後,我就病倒了。我病得很嚴重,不能動,一病病了三個月,等病好後己是秋天,國內的局勢也大有改變,北京、天津都解放了。我心想這太好了,我該回去了。但是哥哥說:「你的身體這麼不好,我們不放心你一個人住。我們全家都在香港,怎麼你一個人去那裡?不行,我們不放心。你先養好身體再說吧! 」我就這樣留在了香港,到了1950年,廣州也解放了,我就動員哥哥全家搬回去,回去我們的祖國。他真的帶著一家老小八口回去了,我也跟著回去了。我的老朋友也在我的說服下回去了, 我們就住在廣州。

我很積極地找了工作,在廣州珠江水利局,在江裡有艘發電的船,我的工作就是管理發電機,一切似乎都很好,但是他們的船很破爛,又需要修理。他們叫我兩週後再去上班,我就在廣州等。這時我哥哥有幾個做生意的朋友要去香港買西藥,但那時香港己被封鎖,沒有身份證的人的人不能進去,不會說廣東話的人也不能進去,所以他們進不去,就來請我幫忙。因為我有身份證又會說廣東話,但我說不行,我就要上班了。他們說,很快,只需要兩三天,你和對方接頭,讓對方把藥寄出來就行。我就去派出所申請出國證明,那時一般需要三個星期才會批准,但是派出所的所長和我很熟,常和我討論一些馬列主義的問題,他很尊敬我,我就請他幫忙辦個出國證明,他答應了,叫我去拍個快照,他直接送去警察總局申請,三天後就批准了。

我到了香港之後,見了一些老朋友,年輕人在一起,一聊就是整晚。第二天早上才睡覺,結果第二天晚上就又發病,動不了,一病就是一個多月。這時國內開始三反五反運動,十分激烈。派出所的所長也給抓去了,原因是他放了一個壞人去香港,這人一去不返,一定有問題。他這一被抓就不得了,我哥哥來信,說這人幫你忙,現在可慘了,被抓去坐監,說不定要被槍斃,你趕快回來給他做證吧! 我說可以,但是我病得動不了,怎麼辦?我不回去,良心過不去,人家會被我連累至死,所以我就寫了一封長信,等於是我的自白書,把我的過去交代得清清楚楚,最後在結尾,我說:「假如一定要我去證明這個朋友,我可以回去;但是請你們派兩個人來把我抬回去,我願意回去。」他們收到信後,就放了派出所的所長。從此之後,我就沒有再回去,留在了香港。

留在香港,夢想破滅

因為在那之後,國內又有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我雖然留在香港,依然心向著祖國,在香港繼續搞政治,到工廠去找很多工人來組織一個學習小組,學習理論,學習唱歌,討論各樣的問題。我們幾個朋友一起出錢租地方,讓那些工人來學習,這學習發展得很好,我們後來發展到有200多人。但是香港政府不許人搞政治,他們發現了我們的學習小組,便予以禁止。但我的心仍然沒有改變。我在香港不看別的報紙,只看文匯報和大公報,其他報紙的消息我都不相信,我認為那些報紙都是胡說,只有這兩家的報紙才是真實的。

後來,國內開始大躍進的運動,三面紅旗也開始了,人民公社,煉鋼,等等,這些事我也知道,因此心裡開始有了一些懷疑。那時我有一個朋友,是中國派駐香港機構的一個高級職員,一個公司的副經理。有一天,他對我說,他的弟弟剛剛大學畢業,在湖南做工程師,最近自殺了。他很年輕,所以這個朋友非常痛苦,十分難過。我很好奇這個年輕人因何事而自殺。朋友回答,是因為國內的運動造成的。不但如此,他在香港的領導把他叫去問話:「你對於你弟弟的自殺有什麼看法?你的態度怎樣?」他說:「我把我的弟罵了一頓。」他說他忍住眼淚,不敢讓淚流下。領導還是重重地罵了他一頓,還降了他的工級。這些委屈他不能跟任何人說,不能跟共產黨員的朋友說,也不能跟非共產黨員的朋友說,只能跟我說。因為我是非共產黨員,卻比共產黨員更共產黨。我就是這樣的人。

接著我就思考,怎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後來看到報紙報導,農村因為實行人民公社,搞到大饑荒,有三千人都餓死了。我不相信,我說不會,不可能有這種事情。我一向嚮往人民公社,因為人民公社是根據社會主義的原理而產生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實在是太理想了。這樣理想的人民公社,是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怎麼會有幾千人餓死呢?我不相信。

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出現了紅衛兵,沒有戴紅帽,但是在街上扔炸彈,搞得社會很亂。我心裡全是血,心痛的血,心想這不對啊?報紙上的傳聞可能失真,但這些人在這裡搞些什麼?我就搭火車去廣州,沒想到自身的危險。在那個時代,國內沒人穿西裝,都是穿藍布的解放裝,像我這樣的人一看就很特別。但我自己一點不覺得。在深圳時看到大字報,來來往往的紅衛兵一隊隊的,吵來吵去。他們看我是外來人,誰也不理我。

到了廣州以後,我看到家家門口都裝上了柵欄,鎖得很嚴實。我哥哥見到我時,說:「唉啊,你這個時候來做什麼?」我說我想來了解一下,報紙上的消息是否真的。他急忙叫我趕快進去,因為情況非常亂。像我這樣的外人,若有人說我是壞人,就馬上會被打死,警察也沒有了,情況很亂,沒有人能控制。

廣州西蹄馬路,原本是很幽美的地方,江邊種著很多樹。但是那時,每棵樹上都掛著一個死人,非常的恐怖。所以我在廣州住了兩天就回香港了。回港後,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覺得我追求了十幾年的夢想,突然就這樣地破滅了。我非常非常的難過,覺得整個人生沒有盼望,沒有前途,我再也不想再搞政治了。

遠渡重洋

現在回想,我覺得神就是利用這個時機把我帶離開香港。那時,我是做建築工程的。在香港時,每逢星期天,搞建築的老板們會聚在一個茶樓飲茶,交換生意和看法;其中有很多有錢的大公司,我的公司很小,但我也會參加,因為可以交朋友。就在那裡,我認識了一個住在加拿大的外國人,他是溫哥華的律師,但是他在香港也開了一間公司做地產生意。有一天,他問我想不想去加拿大的溫哥華?我說去加拿大那麼遠的地方做什麼?那地方不僅遙遠,而且冰天雪地的,我去了能做什麼?他說最近香港領事換了一個人,這人是他的同學,假如我想去加拿大,只要他講一聲,他的同學就會批准。

我謝了他,但並不想去,因為我在那裡一個親人也沒有。我在香港好好的,去加拿大做什麼?他向我提了好幾次。有次飲茶時,我旁邊有一個很有錢的建築公司旳老板跟我說:「人家這樣有心,跟你說了好幾次,你不回應人家不好意思啊!我們這一桌十幾個人,他不對別人說,就只對你講,你又不肯去,好奇怪啊! 」我說我在香港好好的,我不懂外國話,那裡又沒有認識的人,天氣又冷,幹嘛自討苦吃?

有錢的老板說,他申請去加拿大己經被批准了,若我肯去,就與我合伙做生意,在加拿大開飯館,聽說很賺錢的。我說我沒學過開飯館;他說學一學就行了,騙外國人很容易的。結果他說要拿出卅萬給我去做生意。那時在溫哥華西區一棟大房子才三萬。卅萬加幣是一筆很大的數目。他出卅萬讓我去打理,我做什麼他都不管,有賺的話,一人一半。我聽了心動,就拿張紙,寫下自己的資料交給那人,回家後就把這事給忘了。

大約三星期後,有錢的大老板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替我申請去加拿大溫哥華的事己經批准了。我嚇了一大跳,因為當初以為是敷衍他一番,沒想他是認真的。我說目前手上還有生意不能離開,他說那就幫我延期六個月。我說不行,他就說,那延一年行不行?你理好東西就來吧! 我就這樣來到了溫哥華。有錢的大老板在溫哥華己經買好房子等我,我就住在他家。

我到溫哥華時是1968年12月中, 將近聖誕節,非常寒冷,冰天雪地。我感到非常不習慣,不認識路,也不認得人。這位大老板朋友叫我別著急,說加拿大的冬天是不做事的,等明年春天,天氣暖和了,再找地方做生意。他叫我住他家的地下室,為我買了沙發床,預備得很週全。

不幸的是,兩週後,香港來了一個電話,他的父親八十多歲去世了,所以他們全家回港奔喪,把我一個人留在加拿大。我天天坐在家裡苦等,外面很冷,我不敢往外跑,也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去;雖然他在冰箱裡裝滿了食物,可是我悶得要命。在那個時代,溫哥華的馬路上不僅看不到人,連車也看不見,更別說看到華人了。我整天坐在家裡,做什麼好呢?忽然之間,我發覺自己的心整個安靜下來,我開始思想自己已經四十歲了,東跑西跑,在香港總算有了一點小成績,人生己經去了一半,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是賺錢嗎?還是將來開間飯館,賺了錢又如何,去花錢嗎?花錢之後又如何?人越來越老,老了就會死,死了不就都完了嗎?那還有什麼意思呢?我越想越煩,連做生意的興趣都沒有了,因為賺錢之後又如何?這個問題開始在我腦海中轉個不停。

在香港時我每天都很忙,從早忙到晚,沒有時間安靜下來想這樣的問題。但是現在有的是時間,不由得我不想。其次,我心裡還是放不下祖國。我為了祖國的進步努力了十幾年,結果現在我放洋了,我不甘心。我研究了這麼多年的社會主義,覺得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理論,但結果卻出乎我意料之外,成果和理論無法配合。問題出在哪裡?我每天都在思想這個問題,卻怎樣也找不到一個合理的答案。

後來有一天,有個人來找我。這人是在律師那裡工作的,是個房屋經記,我們見過一面。知道彼此是老鄉,都來自天津。他原是為了買房子的事來找我那個有錢的朋友,沒想到會見到我,他聽到我朋友回港了,便即刻要走。這麼長的時間裡,我第一次看到有個人,而且還是華人老鄉,我便拉著他叫他不要走,不要走,今天是星期天,你不用幹什麼事兒,你和我聊聊吧! 他答應了,便留下來和我聊天。在他的心目中,我是個生意人,是做餐館生意的,所以拚命給我介紹舖位。如此說了半天,快到十點多鐘時,他說他一定得走了。我很不希望他走,因此問他,今天是星期天,你到哪裡去啊?他說他有事,到去教堂。

一個星期之前,我曾到處找教堂。因為我想人生的問題只有教堂可以解答,但是我找到了外國人的教堂,而且是聖公會,他們讀《聖經》時是用拉丁文唸的,也不講解。聚會時一下子跪下去,一 下子又站起來,我去了兩次,被搞得莫名其妙,所以就不去了。今天這個朋友說要去教堂,我就問他是中國人的還是外國人的?他說,都是中國人,從香港來的,才成立了幾個月,只有幾十人。我要求他帶我去,他答應了。所以我去教會,並沒有人邀請我,是我自己要求去的。

去了華人教會兩次之後,其中一次牧師的講道留給我極為深刻的印象,到現在都還記得。他引用了一句使我得救的經文:「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點,誰能識透呢?(耶利米書17:4) 」他一講,使我心中頓然領悟,中國的問題不在於社會主義的理論不好,不是別的問題,而是人心的問題。再好的理論,再超越的學說,由誰來執行才能做得到呢?很可惜,人心詭詐,壞到極點,所以實行起來就變了樣子。詭詐,當然不是指好的品格;詭詐並非凶惡,詭詐就是把很壞的東西說成很好的。若你一不留心,就會覺得某人的話說得非常好,他讓你看見最好的一面。但他所做的事卻背道而馳,嘴上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所以我每天看的報紙都報導了許多好消息,其實並不是那樣子。有人站在講台上,開口閉口仁義道德,卻是一肚子男盜女娼,這就是詭詐。

恍然大悟之後,我在散會後就去找牧師,我說我很同意他所講的:你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萬物是說動物嗎?我們有時罵人狼心狗肺,其實狼並不壞,狗也不詭詐,老虎也不詭詐,都是肚子餓了才會捕食動物,等等。只有萬物之靈的人類是詭詐的,所以我非常想知道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很希望知道,怎樣可以改變這個詭詐的心。我心想,若中國十億同胞都能改變這詭詐的心,那麼中國就有希望了。

牧師說,當然可以,基督教傳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改變詭詐的心。我聽了非常高興,心想中國有希望了。所以我信耶穌,並不是反對中國,更不是要顛覆政府。我是愛國,只是我是用另一種方式,不是動刀動槍,而是宣傳耶穌的福音,因為只有祂有能力改變人的心,人的生命;也唯有耶穌的愛,才能醫治中國,抹去一切的眼淚,給我們希望,帶領我們進入真正光明的永恒國度。

**王文銓弟兄以餘生努力傳福音,現在己歸回天家。此文曾刊在《追求雜誌》第14期,1994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