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被燒了一半的柴 / 陸汝斌教授生命見證(一)

我從小是窮得不得了。

小學一年級就被學校除名——逃學超過半個學期。

從小我睡過稻草。秋天要去撿稻草,把它打得非常平、塞在布袋裡。早上跟我媽媽到果菜市場去撿別人剝下的菜——好的我們吃,壞的就家裡養了一百多隻雞。

我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做上學,沒有上過幼稚園。三年級分班,我們就在放牛班。屏東下午一下完雷陣雨,我們班上的學生就不見了,全部到田裡去釣青蛙去了。

早上不上學,但很早就起來——我們到屏東東山寺去釣別人放生的烏龜,拿錘子敲一敲就煮了吃掉。

主日學我也上過——因為我媽媽是基督徒。但我們是等他發了卡片就一哄而散。我看過那卡片上寫:「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我常想:「是『他們』、不是我?都賜給『他們』,不是我?」

中學那時候沒有聯招,一個學校一個學校去考。我從來沒有學校考上過。後來考上「第一屆屏東中正中學夜間部備取」——所謂夜間部,是因為它根本沒有校舍,借明正中學的地方上課。我以下念的都是備取。

國一在學校攀岩摔斷手,臉蒼白還可以撐完兩節課再走路回家。初二轉到明正中學,又幹了很多壞事——偷便當盒、把青銅門栓拆下來賣掉。多科不及格、不能畢業。教官說:「陸汝斌行屍走肉,你沒有救了。」

導師講過一句很妙的話:「讓你畢業,你沒有資格;不讓你畢業,是學校很大的損失。」

考高中沒有一個學校要我。父親想送我去空軍幼校,我媽媽抓著吉普車車門大哭:「你不准把我兒子帶走!」就這樣把我留下了。

那年屏東有個美和中學,要收三班高中生,其中一班是「直升班」、是他們最好的學生。要開學的時候才發現,直升班只有兩個人報到——其他全部考上了高雄女中、高雄中學。沒有辦法,他們臨時招了一班。怎麼招?——就是「交錢」、就是「交錢」!我就這樣進去了。

進去以後又繼續搗蛋、騎車躲票、做盡惡事——一直到高一暑假,我去參加一個退修會。

那退修會在台南關仔嶺。去了一個禮拜,天天打籃球、搗蛋。第三天的晚上——我忘了講員講什麼——只記得那個晚上我非常感動。

講完道以後,那天晚上我沒有回去禱告會,我就在籃球場上嚎啕大哭、認罪悔改。我接受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

「上帝把我抽出來——一根已經被燒了一半的柴,把我抽出來。」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念書了。我每天晚上睡覺之前要到屏東夜市去逛一下,等那殺蛇店把門拉上,我才捨得回家睡覺。從那時候我曉得:我每天只要睡三、四小時就夠了。到現在我大概兩點睡。

我把自己關在我姐姐過去念書的小房間裡。媽媽把飯送進來,房間裡有一個可以大小便的馬桶。念書、大小便通通在這個房間裡面,就不出來。累了趴桌上睡一下,醒來繼續念。

那時候有蚊子,紗窗都是爛的。蚊子打一下上面都是血——血拿起來往牆上抹,所以我們有一面「血牆」。

我念完二十四本數學參考書。高二我拿初一的數學在做,因為我什麼都不會。後來把高二高三的書全部念完,不懂的就背——四書默寫過,歷史地理全部背起來,《三民主義》從頭到尾背。

我得了兩屆數理化最高、還有數學那愛迪生獎。第一屆第一名畢業。

我非常感謝美和中學。在美和中學考第一名的學生,到外面其實是很爛的。但什麼樣的學生就要到什麼地方去念——你曉得吧?我如果當時是在屏東中學,把命拼掉都念不到第一名。

上帝把我抽出來——從那一根燒了一半的柴開始——這一生再沒有掉回去。

《她生三十個,國防醫學院可以開一班》|陸汝斌教授生命見證(二)

我信耶穌以後開始認真讀書。我念屏東美和中學,從吊車尾爬到第一名。

大學聯考前一天,爸爸帶我到高雄大水溝大吃一頓——結果第二天拉肚子,拉得一塌糊塗。理科我本來很強的——但是物理只考了五分,原來是格子填錯了。數學也只考十幾分。我離我最低的志願還差一點五分。再多五分,就是「紡織工程」——大概這輩子就去賣布去了。

上帝幫我安排好了——上軍校。我媽卻說:「你絕對不可以給我去念軍校。」

我姐姐當時屏東女中第一名畢業,家裡太窮、念不起大學,所以她念了國防醫學院。我哥哥考上中原大學水利工程系——我還笑他「水利工程,回來修抽水馬桶」——後來他也念了國防醫學院,後來做了麻醉科醫生。

當時我媽就跟我說:「你絕對不准再給我去念國防院。」但我考的亂七八糟,唯獨藉「軍人子弟」的身分加二十分,在國防醫學院錄了備取。

我們家三個小孩,都跑到國防醫學院去了。上學第一天,我媽在門口嚎啕大哭。她說:「我養了三隻雞,沒有一隻會叫的。」她還講了句名言:「我還好,只生了三個孩子。我如果生了三十個,國防醫學院可以開一班。」

進醫學院以後,我發現自己的程度根本完全跟不上。同學們個個是一線學生,從小就第一名。課堂上放了一部英文影片,我把每一句話都翻成中文了,還是看不懂。我每天晚上先去禱告,然後拿個小板凳,坐在路燈下念書。

全部修完要修三百八十個學分。光一個大體解剖十二個學分,三分之一不及格就死當、就滾蛋。一科分數低於五十分,連補考都不能。我們進去的時候二百四十個學生,畢業時候一百二十個。

我有兩科不及格:一科叫「醫學倫理」——因為要背 Hebrew prayer、要默寫醫師宣言。我沒有空默寫,每個人拿小抄,抄抄抄,我不願意抄。另一科是「國父思想」。國父思想不及格——連我隊長一起記過。所以同學看到我就叫我「黑五類」。

神經解剖期中考,全班只有兩個人不及格,我考四十八分。同學看到我這種學生高興得不得了——「是墊底的啊,上帝派你來墊底的,真好!」

所以我每天練習一個小時的大體解剖。我以後大體解剖之所以那麼熟,就是從那時候練來的。到大三大四以後,我也學業就慢慢變好。後來強攻藥理,期末考的時候我已經考到八九十分。

我常覺得,路是上帝鋪的。如果當年能考上台大,我絕對不會去念國防。當年進國防是最爛的學生;但能走出國防醫學院,就絕對不輸給別人。

《上帝比我更認識我自己》|陸汝斌教授生命見證(三)

我從國防醫學院畢業被派到小金門。那時候八二三砲戰十五週年紀念,老共說要扔砲彈過來,我們搞了上萬發機關槍把金門圍起來——只要敵機一過中線、不要報備就直接打。金門有十萬個部隊,又增加兩個師進去。老共很緊張,我們也很緊張。兩岸看起來好像就要打。

1975 年蔣公逝世時,我還在金門島上服役。76年我已經知道要回三軍總醫院。當時我在外面偷偷兼差,一個晚上一千五百塊。我一個月的薪水也不過一千五百塊。那個兼差,我賺了十萬。

給我兼差的那個老闆,他女兒是中國藥學院畢業的,還沒考取醫師執照。有個晚上,我在他家吃完飯,他叫我到樓上,經過好幾層鐵窗、鐵門。上去後他問了我半天「你要服役多少年」,最後問:「我女兒,你要不要?」我聽了嚇一跳。那個月做完我就沒有再去。

我趕快跟我女朋友說:「要不要結婚啊?要結要快啊!」我本來跟她說過,進了三總以後會很忙,不打算結婚,要等做完總醫師。所以我在開始做實習醫生之前我們結婚了。那時候我還在部隊,時間很空閒,帶她去環島一周——就是靠我去兼差賺來的那十萬。

當時幾個島嶼上缺醫生,因為島嶼之間只能坐船,天黑了不能送、下雨不能送,離老共太近,送不好就送到對面去了。所以我什麼科都要看,什麼緊急的刀都要開。一年開了一百多個刀,天天上刀。除了胸腔和腦袋瓜沒開進去過,什麼都開。

從小金門回到三總做 Clerk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麼科都能做。

朱良珍學長比我高一級,他問我要不要做精神科。「不要做了,」我說,「那個是『教鬼』,跟鬼打交道。」到我去精神科做 Intern(實習醫生)的時候,同學都溜光了,我不溜班,天天守在那邊。那時候的精神科還不發達,大家不知道怎麼做現代診斷,反正走進那鐵門的人通通是「精神分裂」,然後就開始做電療。電療一做半年,病人都電得傻傻的。

病房裡有個病人,天天在那唱「友情人,友情人,都需要友情」。那一天,我正在讀經禱告,他又在那邊唱「友情、友情」。我有點感動,就向神隨意地禱告:「為什麼,神呢,為什麼祢的慈愛被那鐵門關在那邊?如果祢呼召我,我願意進去。」

平常精神科主任很少來查房,同學們都溜掉了,我看見主任來了,趕快站起來陪主任查房。他回頭看看我,說:「你要不要做精神科啊?」我嚇了一跳。他很快轉身就走了。我趕快回去禱告:「上帝啊,我那天禱告是亂講的。」從此我不敢隨便和上帝求什麼。

那時候精神科,是「放廁所旁邊的科」——實習醫生都是假裝要上廁所,偷偷溜進去看一下。精神科不受重視,收入只有內科的一半、外科的三分之一。我個子高高的、動作又很快,骨科非常希望我去,我不敢和主任說想好了要去骨科,結果上帝還是帶領我去了精神科。

結果我自己一生多次進手術房,被開了很多次刀:肋骨開一刀、胸腔開一刀、肋骨拿掉一根,我的刀疤全加起來超過一公尺。原來上帝的旨意不是讓我做外科幫人開刀,而是讓我被別人開刀的。我當初若做外科的話,職業生涯早就完蛋了。

上帝比我更認識我自己。精神科才是最適合我的。

《他說出來還有錯的呀》|陸汝斌教授生命見證(四)

那時候醫界的風氣是大家都到外面去兼差。我卻是在醫院裡兼差,常常兼到凌晨四點,就睡在病房裡。

沒想到住院醫師第一年,我背上就長了個腫瘤。

前輩帶我去找盧光舜醫師——當時台灣胸腔外科的權威——請他診斷。從早上等到中午,他查完房回來,一看片子(那時候還沒有電腦斷層這些精細的檢查),就斬釘截鐵地說:「這是小細胞肺癌啊!」

他還補一句:「他說出來還有錯的呀!」

「他是誰呀?」

「就是我啊!」

我本來天天好好的,這「小細胞肺癌」四個字一出口,當天就開始發高燒。

那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底,賽洛瑪颱風把台灣淹得一塌糊塗。本來預計六月底開刀,因此延到八月一號。

我太太不能陪我去醫院。我兒子才出生沒幾個月,得了一種怪病——只要沒有母奶可吃就會發燒。

我們一個月才賺兩千多塊錢,卻得去買一台很大的冷氣機給他用。那冷氣只能冷一個小房間,剛好夠太太和兒子兩個人。我只好把兒子送回我爸爸家。

那天晚上,我靜靜地一個人,寫了一封遺書。

結果胸腔手術開出來——是良性的,卻留下了長長的刀疤。

住院醫師第二年,我開始勤快地寫文章,養成了寫文章的習慣。

我多次以為自己要走到盡頭。每次回頭看,都是祂的手。

我為什麼到北京行醫
## 68歲那年,我做了一個讓所有人不解的決定
2018年3月,68歲的我,放下手頭所有自認為很重要的工作,從台北來到北京。
丟下心愛的醫療研究團隊、完整的實驗室,每年都有不錯的研究成果與醫療成就,在世界學術、教學與醫療服務上,因持續提升而累積的虛名⋯⋯說實話,真有點依依不捨。
我重新擔任四十年前住院醫師及年輕主治醫師時代的工作,赤手空拳地在北京怡寧醫院,以每月三萬元人民幣的薪資高就。
這是我近三十年來的最低薪資,約是以往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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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從零開始的「特殊待遇」
在沒有太多協助下,我每天從早上七點多工作到晚上十二點以後,同時擔任門診、急診、病房的醫療服務工作。
我也飽受醫院住院醫師、護士的「特殊」眼光與「關愛」——對我開的每一個處方都表示質疑,要先請示資深醫師是否要執行。甚至有醫師公開質問我是否有開處方的能力,是否有處方權。
我只能微笑著應對。
的確,超過三十五年來,我沒有再開過處方,所有病人的處理只要口頭吩咐,就有人幫我寫好了。
有時候,病人家屬會偷偷告訴我:「醫院同仁對你好像不太友善。」
我總會開玩笑回答:「以後彼此相處久了就會更了解,那時情況就會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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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前半生:一條看似一帆風順的路
1970年我進入臨床行醫,一切都出奇地順利。
– **30歲**:任講師
– **34歲**:升任副教授,兼任醫學中心部主任及精神學科主任
– **39歲**:升任教授,國際發表近百篇SCI論文
– **1981–1982**:赴美國貝勒醫學院,取得美國認證的臨床精神藥理學者證書
– **1992**:受聘耶魯大學遺傳所客座研究員(客座教授)
– **1995**:應世衛組織安排,赴北京大學精神醫學研究中心講學
我擔任過台灣精神學會理事長,獲得學會最高的終身成就獎及岛內外各種獎項數十件,國際專利六項,主持過世界性的國際大會。
至今發表國際SCI論文約四百篇,並受邀擔任《Nature》系列期刊《Scientific Reports》編輯。
在台灣醫學界,40歲以前要升任教授是極為困難的事情。我是極少數做到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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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條路的代價,旁人未必看得見
從30歲到42歲,從一個籍籍無名的醫生衝到耶魯大學客座教授——這段時間,也是我**生命最差的時候**。
太累了。每天要照顧多少病人?每年要發表多少文章?
我曾經幻想過:我的發明與發現,能不能得到諾貝爾醫學獎?
我也曾在安靜的夜晚問過上蒼:**祢為什麼給我如此豐富的祝福,而很少有挫敗?**
其實,我付出的代價並不少:
**27歲**:診斷出小細胞肺癌,切掉一根肋骨、兩個肺小葉及瘤子,結果竟是良性。我又恢復了每天只睡三五個小時的工作節奏。
**50多歲**:診斷得了肝癌且轉移到後腹腔,切掉兩個肝小葉及神經節。台島名醫群會診,鐵口直斷至少30%為惡性。感恩的是,最後仍是良性。
**之後**:右臉腮腺長了一個瘤。瘤太大,又緊貼第七對面神經,必須先切除上半部、分離面神經、再切下半部。十幾年後的今天還有不少合併症——原本要長到唾液腺的神經,長到了汗腺,所以一看到好吃的東西,右邊臉就會流汗。
**附帶的代價**:右半邊牙齒因沒有口水沖刷,得了八顆蛀牙;右眼上眼瞼下垂;右嘴角閉不緊,常常不知不覺流口水,不知道的人以為老頭子看到美女起心動念。
近十年帕金森氏症加重;曾因工作忙碌經歷多次嚴重胃出血,最瘦時175公分的我只有40公斤;從第二到第五腰椎椎間盤突出⋯⋯全身大小刀疤加起來總共**170餘公分長,和我身高差不多**。
對我而言,這個殘破不堪的身體,每天還能擔負忙碌的工作,平均睡眠約5個小時,能夠好好活著——應該是個奇蹟,也是莫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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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從2000年就在心裡的呼召
2000年前後,我到北京開會,順便看了幾個患精神疾病、急需幫助的台商及家庭。
那時心中就有清楚的呼召:**要放下在台島的一切,到北京來關顧有這方面需要的人。**
但呼召歸呼召,老我(原本的我)十二萬分不願意。
我有特聘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的保護傘,可以延長到70歲退休,每年還可以發表二三十篇SCI論著。這些對我而言都不是問題。
但左思右想,**心中總是割捨不下那個呼召**。
於是65歲的我,每月第二個週四到下週一飛北京,開始義診。
我以為這樣可以騙騙上蒼,也騙騙自己——代表我「的確」到北京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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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蒼的提醒,來得很直接
2016年,例行體檢意外發現前列腺指數增高,仔細檢查後——前列腺癌。
我一點驚慌都沒有。**我知道這是上蒼的提醒。**
我只跟怡寧醫院請了2個月的假。但詭詐的我,心裡還默默有點高興:這下子可以不用再到這個又冷、又乾、食物又油又鹹的地方了。
但開刀結果顯示,前列腺癌好好地包在前列腺殼裡面,最薄處離外殼只有3mm,沒有轉移,不需任何後續治療。一週後出院。
正如我所想像的——兩個月後,我又回到北京怡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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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日,我終於全職來了
很諷刺的是,我小學一年級因為搗蛋逃學,半個學期被學校開除;最後離開學校,卻是特聘(卓越)教授。
2018年3月1日,我整理了簡單的行李,到北京怡寧醫院全職任職。
**唯一感受到的,是天氣好冷。**
我重新擔任第一線住院醫師、主治醫師,最基層的醫療工作。我要在北京做一個醫療的標竿。
直到這時候,我才終於了解——**以往給我的所有訓練與成就,都是為了今天而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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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糾纏15年的右肩,奇蹟般好了
從2003年到2018年,整整15年,我一直苦於右肩五十肩、六十肩的折磨。
那15年,幾乎有一半時間都在做物理治療。我平均每年環遊世界兩次,肩膀還沒好,又因為拉行李受傷。有一次去美、德兩國,行李太重,右肩肌腱把骨頭拉下一小塊碎片,沒有完全斷裂還連在骨頭上。
我曾經覺得,是不是要放棄我的右手。
到北京前一天,我去做最後一次物理治療。治療師對我說:「**你要省著用。**」
到北京快兩年半,我**再也沒有做過物理治療,也再沒有痛過**。我還摔過幾跤,右手也被拉扯過幾次,當時有點不適,第二天就好了。
身邊的人,從來都不知道我右手出過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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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中,我依然來
2020年2月1日,我由台北飛北京。
過去支持我到北京來的人,這一次都反對我,因為新冠病毒正在大流行。
我沒有懼怕。下飛機後自主管理七天,就開始例行工作。我沒有感染新冠。
過去這四年多,在北京度過四個寒冷的冬天,**我沒有得過一次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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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我將我所有的,付諸於使命——
讓需要的人,盡早得到醫治;
也讓他們,盡早知道新的相關精神醫學知識。

作者簡介:  陸教授一生發表國際學術論文逾四百篇,取得多項美國專利,包含對雙相情緒障礙症與成癮疾患新治療模式的專利。晚年期間,陸教授仍持續致力於神經保護新藥之研發。他是台灣生物精神醫學的開拓者,深信憂鬱與躁鬱是「大腦生病」的生理結果;而在學術光環下,他卻始終視「耶穌基督的僕人」為生命最珍視的身分。他也深信一個人最深的醫治不只在於藥物,更在於與創造生命的神相遇他在晚年罹患慢性炎性脫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炎(CIDP),從愈來愈不能動他的大小肌肉,講話、呼吸都有困難,2026年3月20日安息主懷,享年76歲。

陸汝斌教授離世前完成的最後兩本書,是他將畢生臨床經驗化為文字的心血——裡面有一位醫者走過的路、遇見的人、思索過的問題,凝結成書,留給後來者。
1.《人性手術台:面對創傷、移情、愛、督導與解析的分析性心理治療臨床真實紀錄》從真實的臨床紀錄出發,帶讀者走進分析性心理治療的現場——看見創傷如何被工作、移情如何流動、愛與督導在治療關係中如何交織。
2.《渡過情緒風暴:雙相症的前世今生與治療修復》娓娓道來雙相症的病因、病程、治療與修復。給正在受苦的患者、陪伴的家人,以及想要深入理解這疾病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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